上世纪20年代，清华研究院导师及助教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明煌、赵万里、梁廷灿。 （资料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26日《南方周末》）

近年学者一面做学科反思，一面提倡国学、经学，从覆盖范围看，似是对文史哲的重新囊括，体现出不分家的精神，确乎可喜，但因时日尚浅，其究竟还难以判断。至于将来的发展，是否空存名目，或屋上架屋，名实不称，亦有待观察。

学科还是职业

文史哲曾经是一个很高雅的术语。三十年前，文史哲不分家既是一条当然之理，也有点儿秘传家法的味道。现在此语仍然沿用，但绝不多见，因为不大提得起来了。我过去以为文学与语言为一家，哲学与宗教为一家，史学与考古为一家，忽然一旦都分家自立，后才得知其合法依据来源于1992年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高校招生、建置院系、建硕士点博士点以及申请基金，全都由这项国家推荐标准文件规定着。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各是一个一级学科，文史哲不仅一分为三，并且三分为六。后来又有学者提议将国学设为一级学科，意在使其合法与自立，那就真成七略了，其总体布局得无有似战国之七雄？

但现代学科分类也有趋于一致的方面，如在文学中设文化管理，史学中设文化旅游，哲学系有设在政法学院或公共管理学院内的，总之是趋近应用、趋近经济。经济一语肯定已不是经邦济世的概念了，但也不全是现代经济学科概念，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产业的进步，而是基于人口，可谓是一种人口经济，人口基数这么大，决定了经济总量该有这么大，加之***的成果还在继续释放，如土地***之后当时那一代农民并没有落实口分田世业田，而是等到开国数十年之后由政府向市民出让住宅土地使用权，所以我国经济一语更接近于市场，而市场需求基于人性，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编者注：语出《老子》，陈鼓应译为众人都兴高采烈，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又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人性的诱发实为社会发展的莫大动力。在此时代潮流之中，文史哲的进一步分化似乎就只是表象，其职业化市场化的共同点倒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感觉中文史哲不分家这一概念已逐渐成为理想。

要说文史哲不分家应该算是民国时代的遗产，当时的众多学者、现在通称之为国学大师，几乎全是文史哲不分，甚至兼跨文理、兼通研究与创作。院系设置也是史学系、哲学系多在文学院，其文学的范围较宽，好像授予学位的只分文学士、理学士。只有傅斯年建立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宗旨有特殊背景，沿革到台湾，后起者只好另外组合出一个文哲研究所，是个特例。

近年学者一面做学科反思（文学叫重构，哲学叫合法性，学术史叫重写），一面提倡国学、经学，从覆盖范围看，似是对文史哲的重新囊括，体现出不分家的精神，确乎可喜，但因时日尚浅，其究竟还难以判断。至于将来的发展，是否空存名目，或屋上架屋，名实不称，亦有待观察。

文、史、哲三科各有其领域。清末民初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分解四部学问，大抵以集部归文学，以史部归史学，以子部归哲学。又取消经部，五经各有归属，大抵以《诗经》归文学，以《书经》《礼经》《春秋经》归史学，以《易经》归哲学。畛域既分，界限详明，迄今由来已久，弊病亦逐渐显露。

譬如三科各有史，有文学史、哲学史，实际上在厚今薄古、重研究不重创作的情况下，古典文学即略等于文学史，古典哲学即略等于哲学史。各史均有自己的原始起点，大率同溯源于上古，概念不一，或称唐虞，或名原始社会，或名青铜时代，都独立追溯自己的最早起源则无不同。于是三科均如幽谷白杨，纤细成群，无望成为参天大树，而中国现代学术遂成为一大综合而不见汇归。其实在传统四部中，一些学问是有时间性的，如楚辞，下限只到西汉，如集部，上限只到南朝。子部、集部只如同在经史大树上生出的旁支，如此方能蔽数千牛，临山十仞（编者注：语出《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学科分类表》文、史、哲三科合计共有84个二级学科，304个三级学科，可谓不见天地之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另一体现。

实际上现代文、史、哲三科的划分，其职业性的意义更加明显。如同设官分职，某官设多少岗位，经费多少，各有定分，归根究底更多是一个饭碗问题。不仅三科之间不得争抢，即如一科之内，讲先秦的不得自谓优于汉晋，讲唐宋的不得自谓优于元明，大家同是教授，课时之数可有长短，报酬多寡当然一律。以不平为平，其平也不平，于是学力之深浅，识见之高下，遂亦难于分别。既以市场论定学术，复以分工论定学者，此为我国现代学术、现代教育在低水平徘徊的一大原因。

文史哲不分家

文、史、哲三科既然各有领域，就当各有原则，领域是外在的，原则是内在的，应当更加重要。就个人体会，文史哲的区分更像是三种不同的学术角度。

《诗》言志，故文学言志。史家以良史、实录为鹄的，故史学言真。群经诸子志在大道，故哲学言道。

文学言志，志在心，为个人情感之郁结。心、志皆不可解说，不可求证于义理，不得究之于考据。《诗》无达诂，故文学即无达诂，类似今文学家所说微言大义，亦类似玄，类似禅。《诗》有兴，诗人有心有志，以一韵出之，即其情志在此，即其牵绊在此，即其不得已在此。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亦即言为人之用心。故文学看似外扬，根本却是内学。凡为学士文人，情志之义不可少，故文学之义不可少，史学、哲学不能取而代之。

史学言真，真谓事实、真相、有据、可信，不真实即无史学可言。史学亦言褒贬，而褒贬亦不得违背真实，故真实大于善恶，亦大于一切人世观念。即史学之真实不得由于世俗已然彻底否定而不言，亦不得由于世俗中影响巨大而盛道。以成败论英雄，是之谓俗学；不以成败论英雄，此方是史学。三代之际诸侯有史，而史官不臣属于诸侯，乃臣属于天王，虽诏于天子，无北面（面对天子却无需站在臣位）。文学、哲学均不必负真实之责，故文学、哲学不能取史学而代之。

哲学言道，道大，道无所不在，然而不可见、不可言。不可言而勉强言之，是为哲学。故哲学介于虚实之间，而以有无概念为最高极致。史学为历史理性，重在客观性，哲学为思辨理性，重在逻辑性，故文学、史学不能取哲学而代之。

文、史、哲三科的关系，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不一定把文、史、哲视为三个学科，当把三科作为三种角度看时，其间并没有很大隔阂。

文、史、哲三科本来也互相贯通。譬如说到文学，就有作家作品，但是说到文学史，就有了史学的意义。说到哲学与哲学史，亦然。文学史、哲学史也都具有通古今，知久远的意义。史大，一切学术都出于史，一切事物都终将成为历史。譬如文学中有文以载道与文学自觉的辩题，其实道无所不在，而万事万物皆须载道，史学、哲学亦须载道。此道必是哲学上之道，即天地万物为一整体，事物如果离开此一整体即不成其为物，故知世间万事万物皆为一大关联而存在。于此便显出哲学思辨之作用。今日学界往往惯闻统一的观念，又时时溯源上古文明，又例能辨析无极、太极、理、气各范畴，但却不能将前三者合为一气。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编者注：语出《庄子·知北游》，意思是，周遍咸这三个字，名谓虽然不同，实质却是相同的，含义是相同的），苟能知此，即可回归文史哲不分家传统。

通往国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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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不分家的观念源于民国，民国是一乱世，当时所建立的各现代学科往往以误解经学为前提，而直承春秋战国，可谓惺惺惜惺惺，乱世惜乱世。幸而不分家的观念尚能保存学术的完整性，但终究未达极致。

国学概念先已起于民国，中间废弃，近年重提，引起热烈讨论。说者拘执其名，遮蔽其义，自民国时业已如此。如说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曹伯韩），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许啸天）。温和者谓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朱自清），甚者径称乌烟瘴气的国学（何炳松），正如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毛子水），及文化上的僵石，是已经枯败了的骷髅（曹聚仁）。见识如钱穆先生，亦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所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名实相应，本为经学中一大要领，循名责义，亦可设为学术中一大准则，惟不可拘泥过度。名称后起不等于事实不成立。除计划中预知的以外，事物往往都是发生在前，称谓在后。小到人名，大到国名，莫不如此，故虽然名词后起，亦不妨事实成立且相当持久。真正的、纯粹的、绝对的、整体的、最完备、最健全的事物，本就无名。无名，天地始，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因为最大的名即无称谓可加，故即使无名亦不妨事物之实存，而真正不可企及的最高境界乃是无名。民国间不仅有国学，亦有国文、国史，迄今有国旗、国歌，不得单责国学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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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即有国学国文学国史内国史本国史，其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何炳松质疑，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这里也可能反问，谁让外国没有其本国学了？我们没有的，何以外国也有了？外国有的，我们也都有了么？

故尝试论之，以时势而言，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以与西洋学术相区别；以群学门类而言，国学即是国家学术，以与民间、世俗、社会、地域相区别；以核心特质而言，国学即是经史之学、王官之学、三代之学，以与诸子、集部、百家言相区别。

经学是一个特定门类

民国初学者对经学的讨论亦从名称的训诂开始。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说：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章太炎《经学略说》说：‘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线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此在文字学上可谓不错，但在解释经学上可说完全走错了方向，是一个很大的误会。盖因我国学术术语历久升华，早有特殊含义，不能全凭字训。古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编者注：温柔敦厚：待人接物秉性平和；疏通知远：依据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动向，提出对未来的看法；广博易良：为人胸怀宽广，平易良善；絜静精微：内心纯洁无瑕；恭俭庄敬：恭敬节俭，端庄谨慎；属辞比事：连缀文辞，排比史事。语出《礼记·经解》）试问世上有何种学问能替代其作用？故《四库提要》定义云：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古人既已有此专门界定，自不宜自外另加凿枘。民国学者之于国学、经学，正是取径倏忽之道，谋报浑沌之德而凿之使之死。

经学如同楚辞，原有时代限定。经学只是三代之学。经学在三代，本无经学之名，却是真经学；在汉晋以下，有经学之名，却已失其本真。此意古人早有言之，所谓六经皆先王之陈迹（庄子）、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王阳明），而史学貌似言古，其实通变，六经之中的《易经》更是专讲变易之道，所以今人尽可不必再以复古守旧责备经学、国学。

要之，经学不可复，而经学之精神可存；三代之学不可复，而三代之寄托可存；王官之学不可复，而王官之祈向可存。

国学的定义

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没有国学，何来国家？国学是国家学术。国学也是开国、立国、建国、治国、保国的学问。

古人所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仁义礼智信，人之五常，无非立国之学。古人所习《诗》《书》《礼》《乐》六艺，与诸子百家之群言，无非治国之学。古人所言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士农工商，国之石民（编者注：士农工商是国家柱石之意），而各守其业，无非保国之学也。《周书·梓材》王惟德用，子子孙孙永保民，《汉书》仲山甫鼎子子孙孙永保用，《国语》心率旧典，《左传》其敢废旧典，凡此皆为保国之学。古人所学，为己为人，群经，百国春秋，诸子小说，下至骚赋，所言无非治道。以国学读之，皆可以为致治之洪范。以俗学读之，乃皆不免为市道。（章太炎《菿汉雅言》：今者政府设学教士而征学费，则是设肆于国中，而以市道施于来学之士也。）

武王伐纣，至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还师复归。楚庄王伐陆浑，至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历代盛衰，各有其时，古史往往记载汉德虽衰，天命未改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宋室偏安，天命未改。夫大人者，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历代都有奉天顺时、承运迭兴的教训，是为有效的开国之道。

陆贾时时称《诗》《书》，汉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商鞅称道周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尚让，取之以力，持之以义。殷周、秦汉之际，都有武取文守、逆取顺守的立场转变，是为有效的立国之道。

曹参为齐丞相，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接替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为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斥去之，实现文景之治。时当建国初期，历朝都有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策略，能不折腾就不折腾，是为有效的建国之道。

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大臣。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对父亲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故汉武帝及昭宣元成数代，都有阳儒阴法、儒表法里的分层经验，以法家之严察管理中层官吏，以儒家之温情管理下层百姓，是为有效的治国之道。

战国间齐湣王攻楚，辟地千里，尺寸之地无得，最终肥了韩魏。范雎献策秦昭王，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秦国大胜，平定六国，兼有天下。唐兴，蛮夷更盛衰，突厥、吐蕃、回鹘、南昭与唐朝更相立于世，某甲外族不独舆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故历代都有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是为有效的保国之道。

是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五大经验，亦即国学运用的五大定律。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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