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康地区主要是指解放前四川省和西康省的地区。当时，四川和西康在***的行政划分上是同一行政区域，因此，也简称为川康地区。解放前，川康地区的行政大权并不在***的中央政府手上，而是在以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康地方军阀手上，他们构成了川康的地方实力派。由于***内部派系的错综复杂，使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处于貌合神离的复杂关系之中。这也为中共在川康地区的***活动和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一、解放战争前双方的接近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极力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更广泛的阶层和力量纳入到统战的范围内，***撰文明确讲地方实力派是尽力争取的对象之一。川康地区在抗战时期是***的大后方，这里云集了大量的政要、社会知名人士，内迁了大量的工矿企业、科研机构、学校等，西南大后方成为了中共统战工作的重点。正如许多地方势力一样，川康实力派与中共接触的目的也是要利用中共在下层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作为他们与中央，尤其是与蒋介石势力抗衡的砝码。另一方面，中共也需要地方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中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处在发展初期，经常处于蒋介石政府和各种反动地方武装联合围剿之中。同时，根据统一战线理论，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被归类为可以在斗争中合作的力量，能够为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将地方实力派归入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中，虽然是***在地方的代表，与英美大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属性和***的一面，但两者又有明显区别，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经常表现出离心离德，这就能够成为中共介入的缺口。

对于联合川康实力派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了内迁。政府机构、工矿企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及其人员大量迁入，尤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进入以后，相当程度上挤压了川康实力派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虽然，实力派中的头面人物们仍然被蒋介石政府委以高官和重任，这不过是为了安抚地方、稳定后方的权宜之计，等到形势好转、战事稳定、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赢得优势后，地方实力派必然有被铲除的一天。这些是川康实力派们早就明白的道理，而这样的情况在龙云于抗战胜利之前被铲除的事件上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对于中共未尝不是这个道理，在和***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后，表面上中共获得了在重庆派驻南方局的权力，实则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无孔不入地监视着中共的一举一动。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对川康实力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统战工作。

中共和川康实力派双方虽然在共同利益的作用下开始了暗地里的接近，但是这样的合作和接近是建立在斗争基础之上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双方合作加强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笼络地方实力派，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妥协都是为了稳固抗战后方而做出的不得已之策。时过境迁，等蒋腾出手来有能力对付地方派的时候，又从客观上更进一步促使了地方派和中共联手合作。1938年4月，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即派吴玉章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刘文辉在汉口江汉路四明银行接触。吴玉章向刘文辉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明抗战的光明前景，使刘文辉受到启发和鼓舞。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宅亲自会晤了刘文辉。周恩来向刘文辉讲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方针。周恩来赤诚相见的谈话，使刘文辉深受感动并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前进动力。1942年，中***员王少春在雅安设立电台，建立了中共中央与刘文辉的直接联系。

如果说之前的各种活动都停留在双方互相接触了解阶段，那么中共派出张友渔到成都与刘文辉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流，就成为双方日后合作加强的催化剂。1944年底，王若飞找到张友渔，交给他一个新任务。张友渔当时在重庆以生活书店总编辑、左派文化人和救国会领导成员之一的身份活动，在党内担任的是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王若飞说：从目前情况看，日军若进一步进攻，西南形势可能发生变化，为了预作准备，决定你去成都做刘文辉的工作。你的主要任务是，同以刘文辉为中心的四川地方势力密切联系，研究如何配合反对蒋介石不抗战搞内战，和保卫西南的问题。在1945年春节期间，利用***特务休假、防范薄弱的机会，张友渔同华岗以及朱蕴山一同离渝赴蓉，两天后到达成都。这之前已在成都的华岗、朱蕴山，住在杨叔明安排的住处。杨叔明是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他的儿媳是刘文辉夫人的侄女。青年党虽然基本上是***的，但也反对***独裁，所以刘文辉把他作为依靠和运用的政治力量。在刘文辉为了求生存，需要与***联系的时候，青年党也不能不跟着走，助刘一臂之力。张友渔到成都后则住在张志和开的一个茶庄里。张志和在刘文辉手下当过旅长、师长。在***的领导下，他对刘文辉等四川实力派做了不少工作。

▲刘文辉

张友渔做刘文辉的工作，是通过三条线进行的。第一条是杨叔明。杨叔明虽是青年党的主要成员，但与刘文辉利害相关，关系太深，可说是刘损俱损，刘荣俱荣。因此他更要为刘着想，为刘做事。但也正因为杨是青年党的人，不便于出面做联共工作，所以他就委托张志和出面陪张友渔见刘文辉，这是第二条线。张友渔第一次去刘文辉在方正街的公馆就是张志和陪同的，刘文辉还指定如果临时有事要更改会谈时间就由张志和通知。张友渔与刘文辉每天上午谈一次，一直持续了一个月，中间没有改期的情况。据张回忆：刘文辉是个聪明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较多的政治经验，并且他还经常读书阅报，特别是在雅安设立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后，他对一般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党的一般方针政策是比较了解的。张主要向刘讲关于抗战反攻阶段的形势以及***的方针、原则等，刘很少插话，问题也不多，比较多的问题是涉及西南自保、西南各地地方派对坚持抗战的意见、日本会不会进攻西康以及党在西南工作的情况等。这些谈话使刘文辉更清晰地看到形势的发展，他曾表示跟张的谈话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最后，刘文辉离开成都去西康时，还亲自指定邵石痴作为他的代表与张友渔联系，这就是第三条线。

当然，中共和刘文辉在加强合作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摩擦与问题。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举挺进陕北，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同***展开运动战。刘文辉此时就曾对中共领导人民反***的斗争能否胜利产生了怀疑，对雅安电台工作人员减少供应甚至到了断炊的地步。周恩来得悉后警告刘：如果认为不需要，请你们买张飞机票送他们到香港，包括飞机票钱都会给你们送来。不久，解放军又重新解放延安，刘文辉才改变了态度。此事可以看出刘文辉仍然处在相当的犹豫阶段，既想联共反蒋，又不敢公开与蒋决裂，在中共暂时不利的时候这种彷徨的态度表现得更加明显。

1948年，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王少春就利用电台将每日的军情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抄给刘文辉看，并鼓励他跟上形势，多作贡献。周恩来曾告诫刘要保存实力，等待合适的时机起义。1948年末1949年初，三大战役陆续胜利结束，形势再次有利于中共，王少春告诉刘形势发展很快，应早作准备，以自己的行动，写自己的历史，去电促其早日回雅安。后来，刘文辉到成都开始进行起义准备。

三、川康实力派起义与成都解放

如果说在1949年前，川康实力派们的政治分野表现得不甚清楚，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这样：他们一方面要在蒋介石面前伪装得很好，另一方面又暗地和***进行着各种层面上的接触，并且时时显示出倒向中共，倒向人民的决心。那么到了1949年，尤其是三大战役结束、渡江战役胜利完成以后，国内的政治、军事事态呈现出明显的一边倒的趋势，使得川康实力派们开始谋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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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刘文辉的想法很具有代表性。刘文辉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跟蒋介石走，二是情况紧急跑到国外做寓公，三是脱离蒋，投向人民阵营。刘想自己反蒋多年，一直受压，现在蒋介石要完蛋了，跟他走下去是一条绝路；到外国做寓公，意味着自己离开政治，永远不能东山再起，这条路也走不得；自己与***有多年交往，无怨无仇，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但***是讲阶级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我都占齐了，人民阵营里能有我的地位？这条路也不平坦啊！后来一想，情势如此，顾不得许多，乃下决心坚决走向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国内的形势日益明朗，刘文辉见起义时机渐渐成熟，一面派曾庶凡到香港与中共南方局商议川康起义的事情，一面派杨家桢到成都与邓锡侯商谈如何采取行动。杨于6月抵蓉后见邓，决定以杨代表刘文辉，陈离代表邓锡候，张志和代表民盟组成联合参谋部，统一筹划川康起义事宜。后来，刘文辉直接与邓锡侯会面，并担任联络中共、准备起义的负责人。

1949年8月西安、武汉、湖南等地相继解放，四川成为***负隅顽抗的最后阵地。刘文辉通过王少春向周恩来请示如何进一步行动，周恩来回电让刘文辉作好准备，在解放军西进四川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时机予以配合，但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过早暴露会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刘文辉又找到中共地下党，派杨家桢与熊扬、张安国商议与解放军配合的方案：（1）如胡宗南部在陕西被解放军击溃向川康方面逃窜时，刘文辉部应截断其退路，配合解放军彻底消灭之；（2）如胡宗南部被解放军压迫，向川康方面撤退，解放军在后面尾追时，刘文辉部应阻止其退却，配合解放军夹击消灭之；（3）如胡宗南部未被解放军压迫，自动向川康方面撤退时，刘文辉部应独立行动，以牵制、扰乱的方法，阻止胡宗南占领和巩固西康，以待解放军到达；（4）在现阶段应利用封建外衣充实民主内容，并在物质上、精神上作好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准备。通过以上的部署，可以看出刘文辉与中共已经对未来四川军事局势的发展做好了充分的预期，只是等待条件成熟，适机起义。

再看邓锡侯，在1949年下半年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安抚和利用邓锡侯，授予他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的职务。虽然领受职务，但是邓锡侯这时已经清晰地看到了蒋家王朝灭亡、中共及人民的胜利指日可待。在此时，中共派来刘连波、洪宝书等人向他及所部说明***对起义人员的优待，传达中共对起义人员立功表现的奖励。8月，邓锡侯部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的侄儿黄实从南京回来，说刘伯承司令员要他先来做邓部的工作，寻找适当的时机起义。黄实见到邓锡侯以后，表明自己是受刘邓的委派，先期到成都来做工作，希望邓锡侯能够见机起义。邓当即表示愿意相机行事，可仍然表现出一定的顾虑，在黄的再三解释下，邓稍稍放心。9月，二野又派来小章（即周超），对黄隐提出了三条建议：1.在解放军入川前起义；2.解放军入川后起义；3.若前两项都办不到，就保证在解放军入川时，不和解放军打仗，并保证成都附近地区的工厂、仓库及人民生命的安全。并且，小章还带来与二野通电报的呼号和密码。这样，中共与邓锡侯的联络工作正式建立了起来。黄隐部是邓锡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据黄柄回忆，九十五军主要驻扎在川西一带，共两个师，但是人员较为分散，武器弹药严重不足且质量较差。在黄柄的多方活动下，获得了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调配，充实了一定的实力，也麻痹了***高层的神经。

四、彭县起义及意义

1949年10月下旬，刘文辉安排好西康的政治、军事事务后，就带必要的人员回到成都，作起义反蒋之前的最后准备。他在讲到自己为何冒风险回到成都时解释道：（一）对四川地方的反蒋力量的联合，欲其在紧急关头不致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有待于继续不断的巩固。（二）成都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也是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斗争的中心，我耽在这里，既便于同民主力量和地方力量的联系，又可以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内部进行分化运用。（三）在军事上蒋对于我处于绝对优势，我一人在成都，蒋对我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对我用兵，而我能多推一天，人民解放军就接近一天，遭到敌人的军事威胁也少一天；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引起敌人的警觉，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我就吃不消，自己实力既不保，那末，迎接解放也就所失凭依。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匆忙逃亡成都。到达后第三天，他就在北较场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王陵基、向传义、王赞绪等人开会。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围绕川西平原展开最后的决战，提议很多，但没有达成共识，刘文辉等人只是随便糊弄一番，蒙混过关。12月2日，张群到刘文辉在玉沙街的住所，约见刘和邓汉祥。张群向两人抛出关于蒋介石复职、撤换王陵基后的继任问题、川西会战部署、刘邓两部如何在会战中配合胡宗南部等问题。刘文辉自知这是对他态度的试探，于是请邓汉祥先谈，自己好趁机思考一下。邓谈毕，刘文辉决定用模棱两可的答案搪塞：蒋先生复职和王陵基去留的问题，刚才鸣谐（邓汉祥）谈得对，我都同意。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军事，仗打不赢，一切皆空。今天全靠胡宗南这张‘王牌’，别的都不抵事。刘文辉讲完对前面三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的看法后，开始用自己的困难侧面回答：蒋先生过去对待杂牌军的办法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患。事到如今，我们实在是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着他话锋一转，今天到了这光景，但有一兵一卒，也得和***拼，可是二十四军散处在康、宁、雅三属……怕是远水难救近火。这样的敷衍张群自然不甘，第二天又通过邓汉祥提出：刘邓和胡宗南合署办公以及刘邓的家属与熊克武、向传义、邓汉祥先去台湾。显而易见，这样做第一是为了监视刘邓，防止其暗中勾结中共，对川西决战毫不上心。第二层的目的更为明显，先去了台湾，控制了家人，只有一心随蒋***，别无他路可走。刘文辉等人自知与蒋介石的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让蒋失去耐性，对他们动手。于是他们决定任他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方式拖住对方，就要求先考虑考虑。

▲邓锡侯

几次都敷衍过去，蒋介石心急如焚，又命张群在12月5日下午约刘文辉到励志社面谈。刘文辉和邓汉祥到了以后就察觉到张群面有怒色，不等他们坐下张群就质问道：刘自乾，你究竟打什么主意？刘文辉心里一顿，将打好的应对腹稿和盘托出，表示愿意与***决一死战，如果不行就去西康当喇嘛。邓汉祥也在旁边打圆场说就等蒋先生下命令，最好把胡宗南、顾祝同等人叫到一起商量一下好作打算。张群马上给胡宗南打电话，孰料胡正在绵阳组织工事，没法马上赶回，刘文辉等人又获得了天助的喘息时间。出来以后，刘文辉直奔邓锡侯处，商量应变的对策后决定要把会谈的地点设在刘文辉玉沙街的住所，在开会的时候说话态度要模糊，语气要委婉，尽量不要有激烈的冲突。两人决定了以后就叫邓汉祥约张群当晚开会。晚上7点，该来的人都来了，有张群、刘文辉、邓锡侯、胡宗南、王陵基、顾祝同等人。席间，张群等人向刘邓发起进攻，质疑他们为何扰乱胡宗南部队的行动，质问他们最后***的态度。刘邓当即否认扰乱胡部的行为，刘又说道：我又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样样占齐了，***搞的是无产阶级***，哪里还会要我！这样一说使得张群相当高兴，连忙满口应和地让胡宗南放心，刘邓又逃过一次逼问。12月5日，周恩来曾致电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对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孙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军侵入。12月6日夜里，张群来找刘文辉，告诉刘自己要到昆明去几天，希望刘邓能够协助胡宗南把川康的局势掌控好，刘文辉一面满口答应，一面心里暗自打鼓，他意识到张群的离开可能会对他们不利。而这段时间成都城里特务增多，人员调换频繁，最为严重的信号是有消息说胡宗南部盛文开始接管城防。到了7日，局势更为紧张，上午9时蒋介石侍从室打电话来召刘文辉到北较场开会，仔细询问了以后发现邓锡侯接到同样的电话，但是王赞绪却没有接到，这更像一个信号，可能是蒋介石要演一场请君入瓮的好戏。为了避免陷入两难的境地，刘邓商量后决定下午各自出发，出北门到城隍庙集合，到梁家巷坐车去崇义桥，直达彭县。计划一定，刘邓分别出发混过特务和城防后，到达汇合地驱车赶往崇义桥。

到了彭县后，王赞绪、张群、蒋介石纷纷派人来劝说，甚至还有来进行分化的，但是都被他们拒绝掉。到了12月9日，经过反复商议，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决定由雅安的电台发布刘文辉起草好的通电，宣布起义。电文的内容：北京***、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鉴。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全国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候、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朱总司令与***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电文发出后，二十四军刘元瑄、刘元琮、伍培英部以及邓潘的黄隐、潘清洲部等也相继发出通电，宣布起义。通电发出后不久，1949年12月24日北京传来朱德总司令复电：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诸将军勋鉴：接读十二月九日遣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尚望通令所属，遵守***总部本年四月二十五日约法八章与***第二野战军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秩序而奋斗。

彭县起义促进了四川的解放，加速了***在大陆统治的崩溃，同时，对云南、西藏的和平解放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在川康地区解放以后，解放军西进西藏，赢得了西藏的解放。这些与彭县起义促成的良好的氛围是有联系的。起义将领们受到了中共的优待，各级士兵以及人民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和平和安宁，这正是中共对于川康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出色的成就。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来源：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作者：杨毅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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