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是在香港唯一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其下属的市区中队带领香港人民在敌人的统治中心香港和九龙市区开展城市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1943年12月间，港九大队决定在日本军警林立、特务多如牛毛的香港和九龙市区成立市区中队，命其在市区开展城市游击战，牵制市内日军，发挥里应外合的作用。

市区中队在刚成立时仅有10余人，队长兼指导员为方兰，再加上陈佩雯、黄扬声和宋洛川等几名党员骨干。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地人，对香港市区的环境较为熟悉，而且大多是抗战初期香港一些进步团体的领导成员或积极分子，有利于联系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群众，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壮大市区中队的力量。

由于市区中队活跃在敌人的心腹地带，斗争环境复杂，出于隐藏真实身份的目的，绝大部分成员是不携带武器的，因此中队被香港市民称为不带枪的游击队。同时，为了能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中队还形成了一整套的保密措施：中队的每个都有各自的代号，如方兰的代号为460，陈佩雯的代号为461；中队的每个骨干都要有几个住处，而且每个住处都要有安全或不安全的标记，以便于及时通报，迅速转移；原本相互认识的游击队队员，若无工作需要，就不再来往，见了面也不打招呼；中队的工作要高度保密，即使是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能透露；双方约定见面一定要准时，不得过早或迟到；文件材料不需要的，就立即销毁。总之，一切行动都要小心谨慎，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此外，中队领导还格外重视队员的思想教育，经常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气节教育、纪律教育和形势教育等等，以此坚定队员的信念和激发队员的战斗热情。

由于我党早期在香港市区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深入人心，再加上日军在香港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激起了香港人民的怒火，许多热血青年迫切地希望投身抗战。市区中队通过大量的地下工作，将有心抗日的群众组织起来，中队迅速地发展壮大，到1945年春已发展至300余人。他们潜伏在敌人的统治中心，以特殊的方式抗日救国。

一方面，潜伏在日军行政管理机构甚至特高课的队员向中队传递日军的军事行动情报，使中队能够掌握敌人的动态，保证了中队在敌占区的生存。

1945年7月14日中午，香港地区特高课紧急集合，山本军曹称收到当天午后市区中队队长方兰将带领一批游击队队员到中环的轮船码头一带，散发传单并进行破坏行动的线报，要求立即出发抓捕游击队。潜伏在特高课的游击队队员黎成万分焦急，急切地想将消息传递出去。恰巧此时特高课的人员强烈要求吃过午饭再出发，山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给一个小时用餐。黎成抓住机会，利用去拿盒饭的短暂时间，向另一情报员邓和通风报信，然后迅速返回还递给山本一个盒饭。饭后，特高课根据线报突袭了市区中队在中环的一个联络点，但联络点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散落在地上的传单。

另一方面，自1944年10月起，在华美军开始与东江纵队合作，市区中队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盟军提供驻港日军的情报，协助盟军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市区中队将日军在港舰艇的情况作为一个重要专题从多方面搜集情报。一是利用队员文淑筠和苏平住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附近的有利条件，指定他俩居高临下观察日军舰艇在维多利亚港的进出情况，并将观察结果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最后以火柴头般大小的文字记在极薄的纸上，由交通员转交大队部，以供上级研究日军舰艇的活动规律；二是通过在船厂工作的队员了解日军舰艇的维修和制造情况，将舰艇的性能、型号，甚至是航海路线方面的情报转交盟军，为盟军从空中打击日本海军提供了便利。

市区中队还针对驻港日军的空军基地启德机场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日军在占领香港后，将九龙的启德机场改造为军用机场。借助启德机场，日军飞机的打击覆盖面遍及华南各省、南海地区与东南亚数国，因此启德机场成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重点轰炸目标。但由于盟军当时无力在香港开展情报工作，加之日军在机场内建造了许多伪装工事，导致盟军轰炸的命中率较低。一位名叫黄尖的队员，利用自己在启德机场工作的有利条件，趁日本人不注意，悄悄地溜进机场的办公室，巧妙地拿到机场的平面图交给中队。随后中队将平面图转交盟军。平面图上详细地标注了机场的地形以及各种真假目标，为盟军精确轰炸机场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有就会有牺牲。一位名叫单柱贞的游击队队员利用在红磡船坞机密图纸车间工作之便，常常设法取出图纸交给中队。1944年盟军飞机对驻港日军的各种军事设施进行地毯式轰炸，厂内的香港工人和日本人都拼了命地往防空洞跑，但单柱贞为了利用这一混乱的场面获取敌人的机密图纸，选择留在车间，结果不幸被炸身亡。19岁的女队员张咏贤是造船厂的绘图员，她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将日军船只修理情况写成情报交给中队，结果有一次在传递情报时被敌人截获，敌人根据笔迹将她逮捕并杀害。

香港城市游击战与其他类型的游击战有所不同，市区中队在对敌开展武装斗争时既要充分考虑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又要顾及到市区内人员稠密，不能伤及无辜，这要求中队必须因地制宜、灵活斗争。

1944年4月，日军为报复两个月前港九大队救走在香港坠机的美军飞行员克尔中尉，集结重兵开进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市区中队为配合大队围魏救赵的计划，决定在市区开展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迫使敌人回防市区，从而粉碎敌人的扫荡。

梁福是九龙地区下水道事务所的一名工段长，因为通渠工作做得好，获得了日本行政部门颁发的证书和功牌，是日本人眼中卖力工作的良民。但梁福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市区中队的游击队队员。

刚在中队部学习完爆破技术后不久，梁福就收到了中队的指示，与陆志强、屈星、屈伯组成梁福小组，以驻九龙地区日本宪兵本部仅有100米的旺角窝打老道的四号铁路桥为目标实施爆破。该桥只通火车，不通行人。中队选择在这个地方实施爆破，既可以打击敌人，又不会误伤老百姓。

要实施爆破，就必须要有爆破器材。队长方兰安排了中队的女交通员阿维和詹五娇等人负责将、和粉分批偷运进市区。她们化装成卖菜或卖柴的村姑，将这些军用品藏在番薯、芋头或柴草里，混过了日军的岗哨。这些军用品一到市区，就由市内的交通员转送到梁福家中，由梁大嫂将其藏在改装过的烟囱内。

晚上10点，经过两天实地观察的梁福小组按计划准备实施爆破。首先由陆志强在最前面探路，而后屈伯在前警戒，屈星带着装有的饼干罐子居中，梁福在后掩护。一行4人悄悄地接近铁路桥。梁福小组将制作好的安装在铁轨下后，撤退回家，等待爆炸。但直到深夜时分仍未听到爆炸声，四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梁福回想了整个过程，估计是引爆系统出了问题，于是四人便在拂晓前冒着随时与敌人遭遇的危险将取回。

经过详细检查，梁福怀疑是用于引爆的粉失效了，便请求上级另给英式的粉取代原来使用的七九粉，并且再加上几个，重新制作。

方兰收到消息后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此时正值日军大扫荡期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将爆破器材穿过日军的层层封锁送进市区。恰巧此时门外一名路过的小鬼何庆仔使方兰心生一计。

4月21日晚上10点，梁福小组再次来到铁路桥，安上了定时。深夜12时整，定时准时爆炸。爆炸声惊动了日军，还以为是盟军飞机空袭香港，不敢出来。直到凌晨3时许，日军才开始在全市区戒严。开拔到九龙郊区和深圳宝安去扫荡我游击队的日军立即回防市区，爆破行动达到了我方的目的。

据梁福本人回忆，由于自家的住址离四号铁路桥不远，所以第二天家中便闯进了两个日本宪兵，嚷嚷着要进行搜查。但他们一看到梁福家墙上挂着由日本行政部门颁发的证书和功牌，便伸出大拇指对着梁福连声称赞为顶呱呱先生，连看都不看就走了。日军做梦也不会想到，爆破战的功臣正是这位顶呱呱先生。

纸弹战是市区中队对敌开展攻势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寻找时机在市区内散发传单，揭露敌人的暴行以及垂死挣扎的事实，宣传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鼓舞群众斗志，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斗争，瓦解、争取伪职人员。这是市区中队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也是开展城市游击战的一种有效方式。

以纸弹战配合爆破战，从文武两条战线配合打击敌人是市区中队四月大行动的策略。中队分别在4月13日、15日、21日先后组织了三场纸弹战，在市区内散发了《告港九同胞书》、胜利捷报和反敌斗争等大小传单数十种共2.8万张，向敌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中队散发传单的方法有很多。一是公开张贴。中队将传单张贴在热闹的市区、显眼的街道，甚至是日敌的布告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二是有计划地向群众递送传单，动员香港同胞投入抗日斗争；三是有针对性地把传单投递到一些伪职人员的家中或工作单位，用以瓦解和争取伪职人员。如筲箕湾的伪区长曾某，在与家人一起阅读了收到的宣传品后，吓得只身逃回了老家。

对敌开展不动枪炮的攻势，看似并没有对日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从心理战的角度来看，纸弹战对日军造成了软杀伤，起到了枪炮难以起到的作用。铺天盖地的传单能够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形成同仇敌忾的气势，将留守市区的日军置于心理弱势，造成心理压力，从心理需求上促使日军在铁路桥被炸后迅速回防市区。

当时的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视游击队的传单为洪水猛兽，下令尽遣宪兵上街，采取恐怖手段收缴传单，驱散、殴打及至逮捕围观传单和交头接耳的市民。日军的反应印证了纸弹战威力不容小觑的事实。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过去单纯依靠大队送来宣传品的方法，已不能满足中队对纸弹数量的需求，而且辗转运输十分危险，于是中队决定建立自己的油印室。

初时，油印室由中队的一名女游击队队员梁佩云负责。她原是一名学生，在香港沦陷后便辍学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香港分行当职员，每天下班后便躲进油印室刻印宣传品。由于香港市区入夜实行宵禁，不允许有一点火光，梁佩云便用厚厚的红黑两色布料将窗户封得严严实实，透不出半点光来，但每到夏天就会因为闷热而汗流浃背。她使用的工具十分简陋，没有油印机，只好以留声机的旧唱针作钢笔，以屐皮代替滚筒。由于她掌握了刻写技术，又能写好几种字体，印出来的传单字体清晰又美观。

市区中队建立了油印室后，开展纸弹战所需要的各种宣传品的内容和样式就更加丰富了。宣传品的内容主要是东江纵队和港九大队抗击日寇的战斗消息，此外中队还经常编印富有战斗性的口号：

后来，市区中队还自主出版了八开油印小报《地下火》作为队报。《地下火》的版头是一幅木刻画，一支熊熊燃烧着的红色火炬，象征着香港市区抗日的烈火越烧越猛。这是由方兰的八妹夫黄初俊设计的。黄初俊是一位业余的美术爱好者，他一听说要为中队刻制《地下火》的版头，便通宵达旦，精雕细刻，仅用了一夜就完成了任务。

《地下火》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我军战绩和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为主要任务，曾刊登过《牛池湾战斗》《刘黑仔打特务》和《市区中队炸火车桥》等具有香港本土抗战特色的文章，还在1945年出版过七一专刊，其中摘录了的《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部分内容。

市区中队除了搜集敌人的情报、对敌开展武装斗争和发动攻势外，还动员广大香港同胞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破坏敌人的军工生产，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为了实现以战养战，将香港变为支持太平洋战争的中转站和补给站，日军在攻占香港后立即控制了香港的工厂企业为其军事服务。如控制香港的船坞为日本海军维修舰艇，控制五金厂生产和手榴弹，控制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军用券和中储券等等。

潜伏在这些工厂的游击队队员号召工人故意制造废品、破坏生产设备和扰乱生产秩序，团结工人以间接的方式抗日救国。

中华书局印刷厂的工人在敌人用于印刷钞票的油墨中混入铁屑和细沙等异物，使得电板在印刷时损坏，敌人不得不另制电板，既花钱又花时间，影响了生产进度。

太古船坞的机械车间工人在加工地雷壳和迫击炮弹时，故意将产品接口的螺丝做得过紧或过松，使产品的接口不牢或不能旋上盖子而成为废品。后来敌人对此有所察觉，规定每台车床生产的产品都要登记操作者的姓名，以此追究责任。针对这一情况，市区中队对负责验收产品的中国籍工长进行了启发教育，晓以民族大义，让他们在验收产品时马虎了事，不让敌人找出次品是哪个工人生产出来的。对此，日本人常常大发雷霆，责问日本工段长和中国人班长。但由于这是有组织的行动，工人们相互照应，日本人抓不到证据，只能不了了之。

1943年，广东各地大旱，粮食歉收，民不聊生。日敌配给香港市民的粮食，由原来的每人每天六两四钱减为三两二钱，而且多是杂粮，三两二钱的粮食养不了自己，更谈不上养活妻儿。市区的工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冒险偷出工厂的物资变卖或自己使用以此解决生活困难。如中华书局印刷厂的工人将生产用的新帆布拆解为帆线用来织袜子，将没有用过或只用过一次的白布，偷出厂去染成蓝色或黑色做衣服。渐渐地日本人对此有所防备，命令两个日本兵在工厂放工时站在门口监视工头对工人进行搜身，一旦发现有偷盗行为，涉事工人就会遭受毒打、吊飞机、衣服用漆涂身在烈日下暴晒等酷刑。

市区中队知道这一情况后，认为工人偷出敌人的物资变卖，既可以解决生活困难，又可以破坏敌人的生产。中队将工人组织起来，各个车间相互照应，分工合作，统一行动，有计划地将一些物资偷运出去变卖，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工人被抓的风险。

抗战期间，港九大队市区中队根据香港市区的特殊环境，因地制宜地开展城市游击战，领导香港人民为民族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必将为世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