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国古代文体学 曾枣庄)
(二)苦吟与袈裟
诗僧群体是唐五代社会转型与儒、佛、道交融的产物,一方面,禅师衲僧的佛理玄思向文士儒生的诗歌文学领地渗透;一方面,文士儒生的文学创作从佛门禅境汲取诗情禅意,文士佛禅化,禅僧文士化,文士在‘诗人’与‘僧人’之间的身份转换(如贾岛),更进一步扩大了诗僧群体的活动空间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加深了‘诗僧’与‘诗人’之间的文学联系。[1]
贾岛从诗僧到诗人的转型,身上带有明显的释家文化印记。在这些印记中,释家的僧衣文化所赋予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清代牟愿相在《小澥草堂杂论诗》中概括贾岛诗歌风格时说贾阆仙岛诗如腊病僧,袈裟碎破[2],描述得相当生动形象。下面,我们就说说贾岛诗歌与袈裟的一些关联。
1、取材方面
首先,是诗歌创作视野的扩张。
袈裟有不正色的含义,是区别于正统的青、黄、赤、白、黑等五正色的。释迦摩尼最初之所以选定坏色衣作袈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信众抛却贪求美艳之心。而在中国,儒家学者和统治阶层一直都是强调正的。比如孔子的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3](《论语尧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4](《论语·颜渊》);孟子的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5](《孟子滕文公下》);荀子《非十二子》的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6]虽然否定了子夏的贱儒品质,但也间接肯定了他正其衣冠,齐其颜色的士君子之容。
至于统治阶层,自秦汉之后,每当改朝换代之时,必然易服色改正朔。受到儒家爱正风气的影响,对文学作品服饰之美的解读往往会与正统的君子风范相联系,并进一步影响后续的文学创作。比如《诗经》中《秦风·终南》篇中有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这些都被称为秦人美其君之辞[7]。这样的文学评论又会影响到审美意识,比如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何必蓬头垢面,然后为贤?(《魏书·卷三十二·列传第二十》[8])上文已经提过刘郎不敢题糕字一事,其实这是一个时期的风雅界限在创作实践中的反映。
然而,贾岛以其诗歌所带有的释子之气,狠狠地挑战了儒家的这一传统,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唐诗的风雅体制,影响到了后来的宋诗。毕竟,在诗歌创作方面,与我国衣冠体制追求完美相谐和的是入诗之物的雍容、豪迈和不失风雅。可是在贾岛笔下,入诗之物多荒僻之色,缺少传统的正色和风雅,就像释子的袈裟。
衲衣与我国自衣冠形制完备确立以来,所形成的完整、华丽、一气呵成的审美习惯背道而驰。正是这种不纯净的、断裂的、繁杂的织物形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审美形式,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解禁,对多元思潮的包容与吸纳。[9]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贾岛是在受到佛家文化影响后对诗歌的内容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扩充,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文化吸纳。
拿当今的服装设计来比方的话,就好比过去不为传统观念接纳的缝头、毛边设计,在当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和发扬——许多设计师在进行服装设计时都会有意无意地显露毛边,使其与服装表面纹理共同构成一种粗糙与精细的效果对比,以彰显服装设计的随性和不羁。贾岛的诗歌内容,是唐诗开创以来较为有创新意义的。他不再像往常的诗人那样总是将眼光专注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之类的雅物象,而是更多地描绘林间秋萤、山中猿闹。
2、作法方面
百衲织物最早可能产生于春秋时期,并多为儿童和乞丐穿用。随后,这种织物形式被佛教体系采纳,并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得以规范和扩大。[10]百衲技术也许并不是起源于佛教的僧衣制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佛教的传播对于百衲技术的广为认可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伴随着百衲技术的传播,中国人的思维运作方式和审美观念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贾岛的诗歌创作以苦吟著称,反反复复的推敲打磨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样的作诗方法,与缝制袈裟时候的千针万线的反复穿补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那么,贾岛的诗歌创作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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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陆游《文章》[11])。好的文章,常常是平时的用心积累与刹那的灵感闪耀造就的。可是,贾岛的苦吟作诗法,恰好与这条方法背道而驰。贾岛写诗过于突出目的性,常常会采取生拉硬套的方式进行创作。如同僧人缝制袈裟一样,把不同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衣料补缀起来。
贾岛作诗,常常是先有一句,再凑一联,最后才成一首。这样作诗不能一气呵成,气韵不贯通,很难有完整性。[12]或许曾经为僧的他并不会觉得这样做诗有什么不妥,甚至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然而,做诗毕竟与缝制袈裟是有所不同的。缝制的袈裟不必美艳,然而诗歌写作毕竟是文学创作活动,要有美感。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生拼硬凑出一首诗来,就难怪批评者嘲笑袈裟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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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贾岛的诗歌拼凑痕迹明显,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中包含的与百衲技术同质的美感。反复是传统百衲工艺中常用的构成手法,同一元素的反复使用能够增强视觉冲击力,是一种特殊的整齐美。[13]要单独地在贾岛的每一首诗中都寻找到同一元素的反复冲击力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对贾岛的诗歌创作做一个历时性的考察,便会发现这种反复给贾岛诗歌带来的美感和生命力。
比如在贾岛诗歌之中以各种面目反复出现的月,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重复的美感。比如海底有明月,圆于天上轮(《绝句》[14])、寒草烟藏虎,高松月照雕(《寄龙池寺贞空二上人》[15])、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宿山寺》[16])等。我们甚至可以将贾岛100多首涉月诗歌中的月抽离出来,补缀成一件月亮袈裟,感受一下贾岛诗中袈裟破碎般出现的月的美感。
3、袈裟接受与创新精神
韩愈在《送无本师归范阳》一诗中这样说贾岛作诗: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17]孟郊在《戏赠无本二首》亦言曰:燕僧耸听词,袈裟喜翻新。[18]二人之诗都说明贾岛在诗歌创新方面有着敢为人先的精神,这在上文已有论述。那么,支撑贾岛创新的动力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贾岛率先转变的审美心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种审美心态的转变,不光是因为贾岛曾是佛门子弟,也与统治者对袈裟的认可有关。从唐朝开国到贾岛出生之年,共有21位僧人获赐紫衣袈裟[19]。统治者对佛教的接受,可能使得贾岛对自己的诗歌有一种期望——不走先前诗人的大雅之路,也能使自己的诗歌得到推许。
贾岛的诗歌创作正像缝制袈裟一样,要把各种各样的碎料补缀起来,必须要彻底背弃世俗的那套衣服观念。这样的创新精神在当时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所接受,而是随着时光的流转,才渐渐显现出它的影响力。
叶立诚先生在谈到影响服饰审美价值变迁的因素时提到了诸如思想价值、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战争因素、科技因素等七大因素[20],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民间手工艺——传统百衲织物,通过‘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由破破烂烂的乞丐装演变为整齐规律充满韵味的‘水田衣’,该过程贯穿于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脉络中。[21]
同样,这样的规律也贯穿在贾岛诗歌创作和接受的脉络中。贾岛虽有对僻涩卑微之物的容纳接受心态,然而,怎样让别人也能够接受呢?艺术,不论是企图引起人们对肯定人物的同情,还是企图引起人们对否定人物的憎恨,都要求它的形式是美的。[22]
他正是以诗歌这种美的方式,将那些寒荒僻涩之物纳入写作范畴,用美的方式刻画着人们当时并不习惯欣赏的东西。他执着地将那些僻涩卑微之物写入诗中,似乎在传达一种信念:僻涩卑微之物也可以入诗,也可以生发美感。最终,乞丐装慢慢变成水田衣,贾岛格也逐渐推广开来——从最不完美到完美,可以说是最大的完美了!
综上,贾岛对于袈裟的审美是渗入他的诗歌创作之中的,基本的原因是他曾经的释子生活的影响;更高层次的原因是佛家僧衣展现的服饰美学与贾岛执着苦吟、力求完美精神有着一定的契合,无怪乎孟郊说他补缀杂霞衣,笑傲诸贵门[2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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