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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名是文化的镜像，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活化石。重庆地名不仅反映了重庆的自然地理特征，同时也记载了这个城市演变过程中的痕迹。重庆地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凸显了重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重庆地名文化与这个城市其他的无形文化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

关键词: 地名; 重庆; 历史文化; 意蕴

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和符号标志，但又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地名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是文化的镜像。地名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重庆地名，记载了这个城市演变过程中的痕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

一、重庆地名反映了重庆的自然地理特征

重庆是一个有3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古称江州，后又称巴郡、楚州、渝州、恭州。公元1189 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重庆山水相依，山是水之脊，水是山之脉，故有巴山渝水之称，因而，众多与山水相关的重庆地名，反映了重庆作为山水之城的自然地理特征。

1、与山相依

重庆地控长江上游，地势沿河流、山脉起伏，山成为巴渝地貌的主体，约占总面积的3/4。重庆以山城闻名，产生不少直接反映自然地理实体山的专名，如大巴山、巫山、金佛山、丰盛山、桃子荡山、 南龙山、真武山等。山脉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无不显山与城相依相伴之景象，因此，重庆一些区县名因山而得名。如云阳县因位于五峰山之阳而名。酉阳县因在大酉山( 又名酉阳山)之阳为名。秀山县因县西有高秀山，秀色如画，县以此名。铜梁县因境内有小铜梁山巍然屹立，故名。长寿县因县东有长寿山而得名。巫山县，因境内有巫山而得名。

此外，在构成重庆地名的通名中，与山有关和以山土石作为偏旁的字很多，如岩、坝、坪、堡、垭口、坡、坎、岭、岗等，它们直接显示了山城的地理特色。有山就有岩，因此就有了曾家岩、马家岩、观音岩、金斗岩、华岩、红岩等。山与坪、河与坝相依存而存在。在山谷之间，河滩沉积之处形成了坝、坪。重庆地名中带坪、带坝的也特别多，曾有学者认为古代的巴 就是由坝而来。如珊瑚坝、大石坝、广阳坝、沙坪坝以及南坪、杨家坪、黄桷坪等。坡是山与坪、坝间的过渡段，故重庆地名中就有了以坡为通名的地名，如九龙坡、石板坡、王家坡、雷家坡、黄土坡、桂 花坡、铁路坡、解放坡等等。拥有除了山、坡、坝、岩、坪等典型的地理特征外，石头作为外在的地理表象 也呈现在地名文化中。在与石有关的城市地名中，含石字本身在内的地名多达114个，约占重庆都市地名总数的5%。如石坝滩、石洋街、石台街、石子坪，石杨村、石坪村、石门、石新路。

2．与水相连

重庆因其东、南、北三面环水，似江中的陆地，故古称江州，因嘉陵江古称渝水，隋初改楚州为渝州，后遂以渝为重庆的简称，这些都反映出重庆因水而兴的地理特色。重庆东南西北，群山拥蔽。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横切这片山地，嘉陵江、渠江、乌江等支流携千万溪涧山泉，闯开重峦叠嶂，穿峡出谷，由南北涌汇，润泽丘峦山林。因此，重庆不少区县名与水相关。南岸区因位于长江南岸而得名，江北区因位于长江嘉陵江的北岸而得名。永川因城西南有三河汇流，形如篆文永字，而得名。合川因嘉陵江、渠江、涪江三川在此地汇合而得名。万州因万川毕汇，万商云集而得名。

重庆地名中除了用江、河、湖、海、泽等通行的自然水体之名转标地名外，具有地域特色的是沱、滩、溪、 湾、沟等。沱: 就是江边凹进岸边去的一段弯曲的回水地段，重庆沿江两岸不少地名以沱为通名，如牛角沱、白沙沱、明月沱、喻家沱、窍角沱、唐家沱、李家沱、郭家沱、西沱等; 滩: 河道中水浅流急多沙石的地方，如寸滩、羊坝滩、大磨滩、小磨滩、狮子滩、涞滩、夹滩、龚滩。出现频率最高的要数溪，如茄子溪、黄沙溪、海棠溪、溉澜溪、伏牛溪、野猫溪等; 还有带湾、带沟的，如龙洲湾、金银湾、梨树湾、芭蕉湾、水井湾、学田湾、大湾、小湾、土湾等，带沟的地名有大溪沟、毛线沟、红旗河沟、烂泥沟、潘家沟、荒沟等。

重庆山水相依，所以峡多、槽多、桥多、渡口码头多。峡: 两山夹着的水道。巴渝大地山崖夹峙，形成众多峡谷。如著名的长江三峡，即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等。嘉陵江的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被称为长江小三峡的大宁河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还有乌江诸峡。在巴渝境内的峡谷多达60余条，其他地方鲜有能比。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正反映出巴渝大地峡谷多的特点。槽:大而深的沟。重庆地名中，以槽为通名命名的有刘家槽、狮子槽、黄沙槽等多处，它们多为山脉岩溶槽谷洼地，显示了重庆咯斯特地貌特征。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地名所指称的地理位置的特殊的地形、地貌。

重庆沟壑纵横，自古以来，各种类型的桥飞跨江河峡谷，因此重庆以桥作为通名的地名很多，除长江、嘉陵江上那些真正的大桥之外，还有一号桥、童家桥、杨公桥、化龙桥、观音桥、响水桥等。此外，在水陆衔接、船舶聚泊之处，有许多以当地的地名命名的码头，如环绕渝中半岛的朝天门等水陆码头， 铜元局码头、海棠溪码头、弹子石码头、唐家沱码头、九龙坡码头、几江码头、白沙码头、西沱码头等。王尔鉴《巴县志》称重庆巴以水名，内外江至朝天门合流……千帆蚁聚，百物云屯，大川之利甚溥，外流不竭，内源复裕。码头是重庆通向大海、通向一个更辽阔空间的窗口，码头赐予了这座城市以工业文明、 商业财富、人杰汇萃以及敞开双臂拥抱世界的胸襟。

与山水相关的地名标记了众多山脉和长江、嘉陵江以及众多小溪发育对重庆地理环境的深刻烙印，也显示出地名反映地理分布、地形特征的功用。

二、重庆地名中的历史文化印记

重庆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重庆地名是重庆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演变和积累的结果。

1． 重庆地名中的神话传说

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古代巴人创造的神话极为丰富，在重庆地名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例如，巴国、巴县的得名，相传来源于远古巴蛇食象的神话传 说，《山海经·海内南经》称: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反映出巴族是一个与蛇有密切关联的古老 民族。巴县系古代巴族立国之地，北周时改称巴县。郭璞《巫山赋》云: 以帝尧医师巫咸封于斯山得名。重庆南岸的涂山、涂洞及诞子石(弹子石)的得名，相传来源于大禹治水和禹娶涂山氏的传说。重庆江津德感坝，相传此地原为湖泊，常遭水灾，人民年复一年筑坝抗洪，其勤劳美德感动天地遂命龙王填湖成坝，故名德感坝。

地名一经形成并被广泛认可后，往往很少改变。因此，神话传说得以借着地名，突破时间限制，为现代人们所认识。

2．重庆地名中反映古代官府衙门

自秦以来，历代王朝都在重庆设置郡、州、路、道、府等行政机构。不少官府衙门在重庆地名中留下自己的名称，如巴县衙门街、二府衙、镇守使街等。如二府衙的得名，源于该地曾为重庆府同知署所在，同知系知府佐贰，习称二府

七星岗的天官府，因明朝太师、吏部尚书(习称天官)蹇义府第建此得名。镇守使街是以清重庆镇署，又称总兵署所在，辛亥后设镇守使署而得名。道门口因康熙在此建川东道署而得名。火药局街因清朝末年清兵绿营制造、存放火药而得名。此外，长寿县的新署街因清嘉庆县署而得名。这些地名记录了重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行政建制，虽然多数如督邮街、中营街、左营街等已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但为我们了解重庆历史上官署衙门、历史遗迹提供了参考。

3．重庆地名中的历史文化印迹

涪陵曾为巴国都，秦代为巴郡枳县，地处乌江天险出口，因原乌江称为涪江，巴国先主陵墓多在此地，故涪陵取涪水(乌江下游曾用名)、陵墓(巴王陵)首字集成地名。

长江沿岸的奉节、忠州、万州天子城、云阳张飞庙等地名留下三国时代的历史文化印记。东周战国时期秦置鱼腹县(公元前314年) ，唐贞观23年，因旌表蜀丞相诸葛亮奉昭烈皇帝刘备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品质，改名奉节县，即取奉公守节之意。忠州原为西汉所置临江县，唐朝贞观八年(634) 置忠州，因战国时期为保城池而自刎的巴国巴蔓子将军( 忠州人) 、三国时代巴郡守将严颜的忠烈而名，取怀忠信之意。

4．重庆地名中的抗战记忆

1937年至1945年，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移驻重庆。1939年 5月3日、5月4日，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重庆，重庆市区27条街道中19条被炸。重庆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拓宽改造并命名的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取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原杨柳街、三教堂、桂花街等焦土和瓦砾上合并重建渝中区纵干道之一命名中华路"。为使重庆人民永志不忘五·三五· 四"大屠杀，在原蹇家桥等街的废墟上重建合并命名五四路(1940) 。重建命名的大同路，取世界大同之意 (1940)。在渝中区东南部建中兴路，取光武中兴之意。在三王庙、苍坪街、天官街、柴家巷、夫子池等被毁的繁华街道废墟，重建合并取名新生路，后为纪念辛亥***功臣邹容，将新生路改名为邹容路(1943) 。

重庆的解放碑更是彪炳史册的历史见证地。1941年12月30日，重庆人民在曾数度一片火海、 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1947 年10月10日，中国唯一一座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10月1日，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解放碑是重庆这座城市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精神象征。

这些地名中不仅是某些历史事件、人物的代名词，更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它承载了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重庆的历史烙印，见证了重庆这座城市的苦难和光荣。

5．重庆地名与社会经济活动

自宋朝始建洪崖门后，明朝洪武年间，重庆守将戴鼎因地制宜，随山就水的建设城墙，按金木水火 土五行确定方位，以九宫八卦之象确定数量，成就了重庆城九开八闭的十七座城门。除通远门 外，重庆城门门门通水。门外泊船的地方被称作码头，登上这些码头，穿过一道道城门，南来北往的客货便进了重庆老城。《巴县志》记载: 自轮船起，万轮停泊，起卸货物，城门狭甚，不利交通，于是拆毁当 冲要各城门，而别建码头。如朝天门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城门上原书古渝雄关四个大字，通常认为这里是朝廷高官登陆重庆的码头，地图上绘有接圣街(今信义街) 和圣旨街(今新华路)为证。千厮门名取自《诗经·小雅》乃求千斯仓，万斯仓，黍稷稻梁，农夫之庆之句，盖以当年 城门内有贮存粮棉的千仓万仓而得名。南纪门出自《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是谓该门是水陆两通的重要交通总汇。储奇门寓有富足昌盛之意，储奇门，药材帮，医治百病，储奇门是重庆城药材集散之地，城门内山货、药材字号、堆栈林立。重庆城门与川江航运的关系自不待言。年复一年南来北往、东去西至的客货穿行于此，繁荣了这座城市，也形成了这座江城的码头文化。透过这些城门，我们可以见到重庆依山为城，凭水而兴，由码头而集市，由集市而城池，开埠以降，遂为一大都市的历史印迹。

昔日的重庆，不少地名(街名) 是以工业、商业、服务业、以及行帮作坊、商肆店铺等来命名的。比如重庆渝中区的打铜街，因这条街是多以铜为加工材料的手工作坊而得名。棉花街因清末至民国 年间为棉花、棉纱帮交易市场而得名。还有石灰市、木货街、草药街、衣服街、铁匠街、磁器街及江北城的猪行街、马号街、水日市、棺材巷、撑花(伞) 街、草席铺院子等地名记录了老重庆城的商业、手工业等发展状况。

三、重庆地名与历史上的移民

高压锅烹调火候:高压锅烹调时间从限压阀首次出气算起。鸡1千克加水2千克，18分钟可脱骨;排骨1千克加水2千克，20分钟可脱骨

重庆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历史上共经历过八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对重庆文化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内迁移民主要有三次。葛剑雄先生指出，新的地名出现是移民运动完成的标志。移民地名在重庆各地的空间分布，不但展示了它们所具有的指示性地标符号意义，更包含了无限丰富的移民历史信息和移民文化内涵。

1． 重庆地名对明清之际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显示

明末清初，由于历经战乱，重庆人口流失严重，劳动力奇缺，土地大量荒芜，清政府据此实行移民垦 荒。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十余个省的大量移民从川江水路进入川东，而重庆又是这些移民进入川东 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外来移民在重庆盖住房、 建店铺、营造会馆，在移民浪潮中产生大量新的地名。

黄权生先生以原四川省编修的川东(今重庆) 的区县地名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重庆直辖市区域 (城口未统计) 共有移民地名504个。其中一级移民地名共有 293个，二级移民地名212个。在迁徙过程中，常常出现同宗同乡相伴迁徙的现象。而这些大族的姓氏或者第一迁入者的姓氏则往往成为迁入地最后的名称。比如: 垫江县的谢家坪的得名即是因为湖广进四川，姓谢的在此为业而得名。北碚区的马家沟则是因为清初，马家迁此沟内定居，故名。北碚区东阳乡袁家湾也有记载袁家迁来此 湾定居，故名。

移民之后的社会经济变化，产生了又一批新地名。比如: 江津区的熟田沟早年耕耘过，明末清初 因兵患，荒芜，后为湖广入川者发现，故名。綦江罗家沟祠堂，明末清初，湖广移民，陈姓据此而定居，后成集市。移民到重庆之后，兴建了大量的同乡会馆，部分地名也因会馆的设立发生了改变。比如: 渝中区桂花园有记载清末，此外有江西会馆，馆围有桂花树，因此得名。清光绪时，重庆城已发 展到八个会馆和一个公所，包括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陕西会馆、浙江会馆、江南会馆、广东会馆、山西会馆，云贵公所，会馆以移民原有省籍命名。移民逐渐完成了一个由客籍向土著的转化过程。移民后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整合，促进了重庆城市商业的兴旺发展，从而初步构建出一个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多种功能的区域中心城市形象。

2．重庆地名记载了国府西迁的历史

抗战时期，国府西迁，党、政、军机关，以及工厂、商业、学校纷纷迁渝，数千万名沦陷区难民和人士迁徙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移民。重庆市区突破两山阻隔，到1940年，重庆城市的辖区面积由30年代初的93平方公单增加到300平方公里。重庆出现了许多新地名或赋予旧地名以新的内涵。

内迁高校云集重庆，学府毗连，学子如云，在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中，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 白沙坝成了战时最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这里，坝的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自然地理实体名具有文化中心的内涵。

以抗战建国之意命名的抗建堂 (1941年) 记载了抗战时期话剧艺术的辉煌。那些名人故、旧居的老门牌、老地名，如老舍故居、郭沫若故居、梁实秋雅舍、徐悲鸿故居等，见证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齐聚重庆，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而那些抗战遗址，包括外事机构，军事建筑及设施、中国主要新闻机关，外事机构、文化团体等重要机构旧址，如***遗址为代表的政府机构遗址、宋庆龄旧居、新华日报旧址、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重庆谈判旧址等，见证了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中心的时代传奇，铭记了重庆这座二战历史名城的担待与牺牲。

抗战时期工业西迁，重庆地名中出现以人物厂作为通名的地名，如龙章造纸厂、康元制罐厂、益丰搪瓷、大中华橡胶厂等，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如内迁重庆的兵11家兵工厂，占中国兵工署的三分之二。长江、嘉陵江沿岸，依次散布着第50工厂(现望江厂) 、第10工厂(现江陵厂) 、第 21工厂(现长 安厂) 、第 20 工厂( 现长江厂)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 、第 24 工厂(现特殊钢厂) ，第 25 工厂(现嘉陵厂) 等。据统计，迁到重庆工厂 243 家，占迁川工厂总数(260) 的 93.46% ，占内迁工厂总数(450) 的 54% 。因此，许多自然地理实体名变为人口聚落之地。如沙坪坝土湾因受嘉陵江水长期冲刷成 湾而得名，渝鑫钢铁厂和豫丰、渝新纱厂相继迁此后，居民增多，公路两侧逐渐形成街道。交农村原名白果树、水井湾，因***交通、农民银行总行迁此，形成居民区而得名。

这些地名显示了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为重要、最为集中、大后方惟一门类齐全的综合工业城市从一个内陆山城跃升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 重庆地名中记载了三线建设工业迁移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地处西南的重庆，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仅1964年到1966年，就有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内迁职工43488人。因此，在偏远山区和河谷地带产生许多以厂、公司作为 通名的地名。如重钢四厂、四川汽车发动机厂、重型机械厂、华中机械厂、重庆仪表厂、汽车工业公司、北碚仪表公司、四川汽车制造厂、陵川机器厂等。内迁移民主要是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在工厂周围形成居民聚落之地。如红渝新村，因1965年上海标准件厂迁此建厂，名重庆红渝标准件厂， 以后陆续修建住宅而得名。此外，还增添许多科研机构名，如重庆煤炭设计研究院、59所、62所、花石仪表材料研究所等。在对三线建设移民地名的考察中，可以见到工业迁移极大地增强了重庆工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配套能力，使重庆跻身全国六大工业城市。

四、宗教文化与重庆地名

重庆地名的形成也受到了宗教文化的浸染。历史上盛行于重庆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 教、伊斯兰教和民间宗教。宗教建筑名蕴含了丰富的宗教文化含义。

1．佛教与重庆地名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巴蜀地区，至隋唐，佛教在巴渝地区已经很兴盛，至明清又有发展。佛教石刻、佛像、寺庙、古刹分布在巴渝的名山和乡镇。如大足宝顶山摩崖石刻，马龙山卧佛、华岩寺、罗汉寺、能仁寺都是有名的佛教建筑和佛教活动场所，并慢慢地被指称或派生为地名。这些地名或以佛寺、石刻、佛像所在的山峰命名，如宝顶山摩崖石刻、南山摩崖石刻、龙多山摩崖石刻、马龙山卧佛; 或以自然景观命名，如华岩寺因寺南侧有华岩而名，双桂堂因两株桂花树而得名、温泉寺因北温泉而得名; 或因供奉的佛而得名，如罗汉寺、合川二佛寺、潼南大佛寺; 有的则反映了佛教文化的追求，如慈云寺，意佛之慈心广 大，犹如大云覆盖世界众生。现有不见庙宇，仅存地名的上清寺、玉清寺、南桥寺等。

2． 道教与重庆地名

道教于东汉末年传入重庆，道教建筑的观、庙、宫、堂、阁等常常转化为地名的通名。自汉唐以迄明 清，除丰都鬼城外，尚有老君洞道观、渝中区东华观、铜梁安居镇元天宫、沙坪坝区文昌宫、宝善宫等。这些道教宫观的文化含义，有的是因道教始祖而命名，如老君洞为尊道教始祖李老君而名，东华观因传说中东华真君得道的地方而名; 有的表明道教信仰，如元天宫，这里的元为道教的元始太尊祖; 有的表明了道教追求的理想，如万寿宫。

3．其他宗教与重庆地名

其他宗教与重庆地名也有联系。宋以后，来自近东的伊斯兰教以及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又陆续进入重庆，并与重庆地名发生了联系。伊斯兰教元末传入重庆。伊斯兰教建筑采用中国式寺的称呼，有荣昌清真寺、万州清真寺、明建渝中清真寺。基督教堂( 包括天主教) 建筑的通名常用堂。基督教堂称为礼拜堂，如渝中区解放西路礼拜堂、磁器街礼拜堂等等。天主教自清康熙时传入重庆，其教堂点如渝中区若瑟堂、沙坪坝天主堂等，若瑟堂因奉若瑟堂作主保而名。

宗教地名凸显重庆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如缙云山缙云寺是佛家古刹，而与市中心一江之隔的长江南岸老君洞则是道教圣地。外来的宗教寺庙教堂混迹于重庆的城市与乡村，显示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和兼容。

综上所述，重庆地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重庆的老地名尤其是那些珍贵的老地名，像散落在城 市各个角落的珍珠，每一颗都闪烁着不同的光彩，聚合为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无声地显示重庆的本色和魅力。重庆地名文化与这个城市其他的无形文化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作者：张万仪 李蕾 庞国栋

选稿：常宏宇

编辑：李露萍

校对：洪珊

责任编辑：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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